配资排行 1988年亚东，我食物中毒差点没命，医生说再晚半天就救不回了

我难忘的1988年军旅记忆

贾洪国

中篇、在部队经历的一次食物中毒

1988年元月去日喀则军分区参加知识竞赛遇车祸，心理阴影刚刚恢复平静，谁料想，仅仅过了三个多月，1988年4月，我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。

亚东的四月，在内地已经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，可在这里，春天才刚刚爬上树梢。帕里镇的雪还没化完，亚东沟里的桃花却开了，粉粉的一树一树，在雪山和云雾的映衬下，格外好看。连队附近的藏族老乡开始忙活起来，有人赶着牦牛上山，有人开始翻地准备种青稞。

那次的事情，说起来也简单。连队附近的老百姓拿牛肉来换大米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。边防连队和地方老百姓的关系好，互通有无是常事，我们用大米换一些牦牛肉、酥油，改善一下伙食，老百姓也能吃到细粮，两全其美。可谁也没想到，那次换来的牛肉变质了。

那几天连队里陆续有人上吐下泻，刚开始大家以为是高原反应或者吃坏了肚子，没太当回事。可后来人越来越多，症状也越来越重，连队的卫生员忙得脚不沾地，一个人一个人地看，一个班一个班地问。等卫生员反应过来可能是食物中毒的时候，已经有好几个战友被送到了团卫生队。

我身体素质向来不太好，在高原上待了三年，别的战友早就适应了，可我还是时不时地头晕乏力。那次食物中毒，我是最严重的几个之一。那天晚上，我突然觉得肚子像被人拧着一样疼，跑到厕所就开始上吐下泻，吐到后来什么都吐不出来了，只是干呕，呕得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卫生员给我打了一针，又灌了两片药，可一点用都没有。到后半夜，我开始发高烧，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，浑身像被火烤一样烫，可又冷得直哆嗦。战友们把所有的被子都给我盖上，我还是抖个不停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已经神志不清了。卫生员说必须马上送到团卫生队。战友们用担架把我抬上车，一路颠簸着往团部赶。那段路我后来听战友们说，我在担架上一直在说胡话，一会儿喊“翻车了”，一会儿喊“李连长”，一会儿又喊“我要巡逻”。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一团浆糊，过去和现在搅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梦哪个是真。

到了团卫生队，医生一看就说情况危急，脱水太严重，电解质紊乱，还有感染的迹象，必须马上输液。护士在我的手背上扎针的时候，我已经一点知觉都没有了，手软绵绵的，像一团棉花。那一针扎下去，血都没怎么流，医生说这是脱水太厉害，血容量都下来了。

接下来的三天三夜，我一直在输液。两只手背扎得全是针眼，换了好几个地方才能找到能扎进去的血管。我时醒时睡，醒的时候看见白色的天花板和输液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落，睡的时候又梦见自己在巡逻的路上走，走着走着就掉进了亚东河里，冰冷的水灌进嘴里，又苦又涩。

第三天的时候，烧总算退了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窗外亚东沟里的阳光照进来，亮得晃眼。卫生队的护士见我醒了，笑着说：“你可算醒了，再不醒我们就要往分区医院送了。”我张了张嘴，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来，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样。护士给我倒了杯水，我捧着杯子，一口一口地喝，那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水。

后来我听说，那次食物中毒，连队里好几个人都住了院，我是最严重的那个。医生说，再晚送来半天，可能就救不回来了。连里的战友们轮流来医院看我，有人给我带了自己藏着的罐头，有人给我带了家里寄来的糖果，还有人给我带了一本杂志，说是在团部阅览室借的，让我解闷。我看着这些战友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
我在团卫生队住了将近一个星期才出院。出院那天，我站在团部的院子里，看着远处乃堆拉山口上的积雪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空气冷冽而清甜，带着雪山和松林的味道。活着真好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。

1988年的这两次经历，像两把刻刀，在我生命的年轮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。一次车祸，让我眼睁睁看着战友离去，自己却毫发无损；一次中毒，让我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三天三夜，最后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一条命。这两次死里逃生之后，我变得沉默了许多，也沉稳了许多。我知道，在这条边境线上，活着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而守在这里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诠释着什么叫奉献，什么叫牺牲。

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我早已离开了亚东边防团，离开了那条巡逻过无数次的山脊线。可每年元月六日和四月的那几天，我都会一个人静静地坐一会儿，想一想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事。我想念李保浪连长，想念那半碗面条的味道，想念九连连部门口他上车的那个背影。我也感谢那个救了我的医生和护士，感谢那些在我病床前守着的战友们。

亚东的水还在流，乃堆拉的风还在吹，帕里镇的雪年年都下，年年的桃花都开。而我，带着1988年的那两道刻痕，带着战友们的情谊，带着对那片土地的眷恋，走到了今天。我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我永远是亚东边防团的一个兵。

（未完待续）